《布兰诗歌》或称《博伊伦之歌》，绝对是剎那间能让你惊心动魄难以忘怀的作品。其序歌《啊，命运！》，在乐队奏出简单的打击和弦巨响之后，合唱团出乎意料迸发出震慑心灵的呐喊：“啊，命运！像月亮，永远变幻无常！”随后，合唱团仿佛变成众人的窃窃私语，轻声互诉命运肆虐人间的种种恶行，大家好像越说越激动，音量与音高双双跃进，最终汇聚为声嘶力竭的控诉：“命运把勇士击倒，众生同哭！”这部作品1937年在法兰克福首演，大获成功，难怪作曲家卡尔·奥尔夫（1895-1982）信心满满地对其乐谱出版商表示：“我从前的作品都可以毁掉了。我的作品全集由《布兰诗歌》开始。”

《布兰诗歌》有很长的总标题：“为独唱、合唱、乐队伴奏和魔幻场景而作的世俗歌曲”，精确地概括了本曲的特色和性质，奥尔夫称之为“情景康塔塔”，与他后来创作的《卡图卢斯之歌》和《阿芙罗狄蒂的胜利》合为音乐舞台作品《凯旋三部曲》，1953年2月13日在米兰斯卡拉剧院整套首演。不过，后来只有《布兰诗歌》不胫而走，成为音乐会和唱片公司常演不衰的合唱经典。

事缘1803年，在德国上巴伐利亚省布兰的本内迪克特修道院发现了一份手稿，据专家考证是十二、三世纪游吟诗人的篇章，“满载年轻人的怒火，充斥着凡俗的欲望，决心面对生命中种种挑战之余，又以戏仿为乐。”这些诗作在十九世纪中叶出版，语言生动鲜活，甚至有点粗俗，反映了人们在命运之轮驱使下的生活景况。奥尔夫初次接触已如获至宝，惊叹其素材与自己酝酿创作的音乐舞台作品不谋而合。

奥尔夫在这200多首诗歌中精选出24首谱曲，当中没有起承转合的故事情节，只粗略划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春天》，抒发大地迎来春之笑靥，太阳披泽万物，花草生机勃发，唤醒人们对青春的渴望与欲求，要奉爱神之命，尽情享乐。其二是《在酒馆》，描摹人们纵情寻欢，有迷醉于安乐乡的修道院长，也有因豪赌而身无一物的赌徒，尽显浪荡不羁。其三是《爱之殿》，咏叹男欢女爱的悱恻缠绵。终曲又响起《啊，命运！》大合唱，向命运女神再三致意，首尾呼应。

《布兰诗歌》的成功，与作曲家此前的历练大有关系。奥尔夫毕生以慕尼黑为家，早年曾与友人创办儿童音乐学校，教授体操、音乐和舞蹈，不但创造了“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也形成其“基础音乐”概念──某种糅合了诗歌、音乐和形体动作的表演，接近古希腊的戏剧艺术。他在慕尼黑音乐学院毕业后，曾出任歌剧院指挥，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曲家蒙特威尔第的圣乐牧歌素有心得。此外，奥尔夫的创作十分重视文本，早期作品往往以荷尔德林、尼采等人的诗歌为素材，对拉丁文等古典语言也具有浓厚兴趣，他认为，与不断发展的活的语言相比，僵死的语言能够保持不变，更适合于表现永恒的东西。因此，《布兰诗歌》主要采用拉丁文，并非偶然的艺术试验。

如果说构成《布兰诗歌》的语言文本是肌肉，是筋骨，音乐就是奔流不息的血液，是内在的推动力量。奥尔夫与二十世纪其他作曲家同行一样，时刻感受到艺术创新的焦虑。他采用异乎寻常的配器手段，侧重简单直率且具爆发力的音响力量，有明暗交替的音色，有狂野奔放的节奏，更有他最擅长的打击乐效果，迸发出强烈的激情与活力，营造了广阔的想象空间，难怪有人将《布兰诗歌》的音乐与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等前卫之作相比拟，又认为奥尔夫借此拉近了现代音乐与大众的距离。

按作曲家原来的构想，《布兰诗歌》是综合了诗歌、音乐与魔幻场景的音乐舞台作品，但奥尔夫在乐谱上没有提及人物设置、布景等搬演细节，似乎认为这一切应由导演全权决定，以致这部杰作通常只是作为纯粹的合唱曲目演出。笔者推介的这个影碟版本别出心裁，试图还原其音乐舞台作品的本来面目，可谓符合作曲家的创作初衷。

本片摄制于1973年，旨在向奥尔夫八十岁诞辰致意，由让─皮埃尔·波内尔勒执导，此人是法国著名歌剧导演，曾与指挥大师伯姆合作拍摄《费加罗的婚礼》等歌剧电影。在本片里，春天场景带有童稚式的质朴，酒馆等环节在喧闹骚动中不乏幽默奇趣，具有狂欢化的喜剧色彩，令人不期然想起好莱坞歌舞电影《绿野仙踪》的某些魔幻场面。至于音乐合作伙伴，亦阵容鼎盛，由库尔特·艾希霍恩执棒慕尼黑广播交响乐团，艾氏时任该乐团首席指挥，以演绎布鲁克纳和奥尔夫的作品驰名，从本曲的演绎可见，其指挥风格在严谨恢宏中蕴含热情与生气。几位歌唱家也有精彩表现，捷克裔女高音露西娅·波佩尤其出色，外貌造型清丽绝俗如天使，一曲《我心中犹豫》，音质柔蜜丰润，吐气自然婉转，绘声绘影刻画怀春少女心如鹿撞的情状。随后再来一曲《最甜蜜的人》，尽管仅有短短几小节，却施展出花腔女高音的本事，将少女愿为爱情奉献身心的表白，演绎得销魂蚀骨！巴伐利亚广播合唱团也值得一赞，往复于轻声细语和激昂高歌之间，展现了宽阔的力度变化。本片能获得奥尔夫认同，殊不简单。

这个版本另一特点，是附有奥尔夫的专访录音，配合照片幻灯片，细诉生平点滴和创作心迹。他表示要通过《布兰诗歌》唤醒和复活某种精神，既超越具体的诗句组合，也优先于对音乐形式的考虑。至于是什么精神，作曲家没有明说，有待听众自行揣摩。观赏本影碟令笔者深受感染，更无法不联想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的旷世经典《十日谈》，觉得《布兰诗歌》与之有异曲同工的精神联系：两者都鄙弃虚伪的道德，嘲笑空洞的教条，肯定人的需要和欲望，重视追求现世幸福，鼓励人率性而行，及时行乐，以对抗命运的变幻莫测，体现了深刻的人文主义理想。

这种精神联系，也许正是《布兰诗歌》扣人心弦的深层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