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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现象表明，过去几年，中国人的内在心灵需求正在以喷薄之势增长，来自西方的心理学、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地的宗教体系在安顿国人心灵上正呈现出多元繁荣的景象。

多少人活在痛苦中

时间是周日上午8点30分，一间30平米的房间里，阳光从东面的窗户照进来，25个人穿着宽松的衣裤沿着房间的四壁围成一圈，前面的空地上放着五六个纸巾筒，随时等待被人抽取。

房间里的人各诉心事。有大学老师因竞争压力焦虑躁狂，有在美国长大的ABC男孩因父母的冷落而抑郁低沉……总之，“心像匹野马一样狂奔，却就是得不到安宁”。

这是广东省中医院开展的团体心理治疗的场景。作为国内最早从事团体治疗的心理医生，心理睡眠科主任李艳记得2005年时，科里每年的门诊量只有7000人次，2014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5万。

“无论是抑郁症、焦虑症还是精神分裂的发病率，中国都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她说。

一组数字可以大致窥探出国人心灵世界的秘密。2007年，中国抑郁症人数的官方数字为3000万，2009年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估算则是9000万，并在不断上升；而2009年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则更甚，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已经在1亿人以上。

需求是因焦虑而起。不仅是传统医疗机构，互联网上专注心理服务的平台的用户数量也在迅速飙升。在国外，这被称为“自励自助产业”（self-help industry）。

互联网心理服务平台壹心理创始人黄伟强就曾被快速增长的用户数量吓到了，过去四年壹心理的注册用户从0飙升至931万，旗下的心理电台，一年播放量高达3.2亿次，“到底有多少人活在痛苦之中？”连他自己也心生疑问。

另一家专注于内心探索和成长的互联网平台“心探索”也感受到了用户数和范围的变化。“2008年创立时，我们还是非常小众的。但现在每期电子杂志的阅读量总计超过5500万。”创始人乌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其用户群也不再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主，来自湖北、湖南、河南、四川等地的用户群正在崛起。

各种现象表明，过去几年，中国人的内在心灵需求正在以喷薄之势增长，来自西方的心理学、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地的宗教体系在安顿国人心灵上正呈现出多元繁荣的景象。

幸福停滞困局

“无论如何，中国人都活得并不幸福。”2015年3月13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国联合中心主席肖泽萍在第十届应用心理学大会上说。

“过去的时代和教育给中国人内心留下了痕迹，让原本应该葆有活力的心灵失去了弹性。”台湾心理学家陈一德见证了大陆人直面心灵问题的过程，2007年他到大陆首次演讲，谈到“心灵和灵性”，很多人认为是玄学，但最近几年，陈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Who am I ？”（我是谁？）

当过去30年中国GDP不断创下新高，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幸福的话题被密集关注。

众多受访的学者都会引用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的“幸福-收入悖论”来解释当下社会。伊斯特林说，短期内经济增长有助于幸福感的提升，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幸福感可能出现停滞甚至下降的趋势。

这种现象又被称为中国社会的“幸福停滞困局”，尤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为甚，大城市可能成了“幸福感低谷”。

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试图破解“幸福-收入悖论”。武汉大学黄永明的研究发现，近年来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是让城市居民感到不幸福的重要原因，“每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多排放一千克烟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下降0.012分；每多排放一千克二氧化硫，居民主观幸福感下降0.002分。”另外，西南政法大学研究人员陈刚和李树发现腐败显著降低了国民的幸福感。“如果样本城市的腐败水平上升一个标准差，国民幸福感将会因此下降4.05%，这需要GDP增长率上升6个百分点才能弥补。”

而牛津大学心理学系著名教授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提醒，不能忽视中国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他说，“中国人急切地希望在快速变化和普遍焦虑的时代，获得一种保持内心宁静的方式”。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中，社会发展阶段的“30年论”也被多次提及。学者们看来，新中国第一个30年，人们忙于政治争论，过去这30年，人们忙于经济发展；今后30年，精神信仰的需求则会越来越大。

“佛学热”中的年轻人

佛祖无疑是多数人近在咫尺的选择。根据官方数据，截止到2013年，中国佛教活动场所已达3.3万处，而1997年的数据还只是1.3万处。

变化还发生在一些出乎意料的切面上。福建仙游县榜头镇两个村子中，仅千米长的村道上就聚集了上千家佛珠批发店，月产值上亿元，穿着格子防护服的女工坐成一排，将粗糙木料切成小方块，再打磨、抛光，走过细线，打上穗子，一串佛珠就出炉了。

这些颜色、材质各异的佛珠，经寺庙僧人的“开光”后，最终成为城市中人们缠绕在手上、晃荡在汽车后视镜上的精神产品。

在二十多岁才第一次从西藏来到汉地的加措活佛看来，佛珠、佛像等变相的精神产物在城市里的流行，正可以观察社会精神需求。和加措一样活跃在微博上的活佛至少有70位，法师则有150位。

与佛具市场异军突起相应的，是寺庙禅修活动的火热。以国内最早开办“禅修营”的河北柏林禅寺为例，为控制人数，报名条件从大专提高到“本科及以上”；而据媒体报道，中国大陆每年都有上百所寺院开办禅修营，南京栖霞寺就曾面临过招50人却迎来3000人报名的盛况。

有钱人不惜远赴千里。2014年5月国内某商学院CEO班校友组团去往台湾，在高雄佛光山静坐禅修，包括富华国际集团总裁赵勇、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青岛啤酒董事长金志国，“新浙商”龙头富春控股董事长张国标等。

和以往不同，“对佛学感兴趣的人，知识阶层越来越高，年轻人越来越多。”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方堃说，这跟过去学佛就是青灯古佛逃避社会，或从事迷信活动的方式有天壤之别。

方堃说，他们开始用更加理性的方式看待生命，他们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甚至科学实验来重新认识精神世界，其中不乏年轻的“90后”团体。

而乌实则认为，相比之下，上一代是四处找寻无门之后，才带着怀疑的眼光开始接触这一看似‘不科学’的领域。但年轻人天然对心灵成长、内在探索没有抗拒感。心探索的用户中，25-28岁之间的年轻人占了相当部分。

中山大学比较宗教所教授龚隽对“佛学热”人群变化感受更为直接，“这几年，学佛学专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硕士、博士的生源比以前好了很多，每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90后出生在价值多元、物质丰富的年代，个性更加自由，对宗教、哲学和艺术有更高的兴趣。”青年佛学家健阳乐住仁波切说。

科学证实的力量

这还不完全是关乎传统信仰的故事，不然没法解释，以理性示人的科技界和互联网精英的趋之若鹜。

静静地盘腿坐在垫子上，几分钟后，呼吸逐渐平缓下来，面部肌肉开始放松，意念逐渐集中到嘴唇上部，整个世界安静得只剩下一呼一吸。

“当你前所未有地专注于自己的呼吸时，你会发现另一个奇妙的世界，那就是当下。”百合网创始人慕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他不能打坐的时候，他会用同样的原理去看一朵花，一条项链，甚至一颗葡萄干。

他正打算在新创业的公司里设立一个“静思堂”。最近，360副总裁于光东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创始人周鸿祎也要求公司高管，每天打坐20分钟。

在美国硅谷，工程师们热衷于打坐禅修已经好多年了，包括苹果、谷歌、Facebook、通用磨坊（哈根达斯母公司）等在内的大公司都在组织内部推行这种修行方式。硅谷每年一度的“智慧2.0”峰会，更是聚集了包括Twitter、Instagram和Facebook公司总裁的禅修分享。

这种修行方式在西方被称为“正念”，正念起源于东方的禅修技术，后被提炼成一种心理训练方法，被定义为“有意识、此时此刻和不加评判的注意”。

正念、冥想对健康的作用越来越得到科学的证实。这方面的先驱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乔恩·卡巴金博士，他创建了“医学、保健和社会正念禅修中心”。研究人员发现修习正念能够改变大脑结构，使人增加理性，减少情绪波动。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已经把“冥想”作为辅助疗法的一部分。

“正念的时代已经到来，”谷歌工程师陈一鸣公开预测，“很久以前练习者就已知道这一点，但科学并未证实。而现在，科学已经赶了上来。”在最权威的生物医学数据库PubMed中关于“冥想”的论文年发表量逐年攀升。2000年仅有五十余篇。14年后，这个数量上升了7倍。

越来越多的科技界人士开始学习通过禅修获取内心宁静，美国《时代》周刊曾评论说，这看上去会显得比较矛盾，因为正是他们设计的各种应用程序，大大加深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分散注意力的程度。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最近，西安白马招觉院住持如孝法师到北京做佛学交流，经过北京四环路一个天桥下时，他抬头看见一条红色横幅，“人民有信仰 民族有希望 国家有力量”，这让他有些惊讶，“不可低估社会的变化速度”。

实际上，2015年2月，当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三句讲话，以及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称“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有关“人民有信仰”的公开讨论就让很多人嗅出了不同过往的新风。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几乎所有各界人士，都对高层的这次讲话予以极高评价，尽管信仰系统的层次非常丰富，包含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文化信仰等，但在一些宗教界人士眼里，信仰问题的提出，即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有市场就一定有竞争，在普度大学教授杨凤岗看来，中国年轻人的信仰市场几乎处于空白阶段，已经吸引了全世界的信仰体系来“抢占市场”。

而传统文化的安顿作用正被重新挖掘。4月16日，星云大师监修的新书《献给旅行者365日》在人民大会堂首发，新书收录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朱熹、司马光、胡适等四百余位文人、智者、哲人的名文、名段，被称为是一部凝聚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作品。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就说，中华文明的基因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习近平主席谈到的“人民有信仰”与传统文化和宗教都有关系，人民追求美好的生活，并不是空泛的信仰，信仰必须化为现实中扎实的努力，而并非单纯的祈祷。

新上任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则更为乐观，在他的新书《责任与担当》中直接阐述了“佛学热”的原因。他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当国家在经济上日益发展，政治上日益开明后，对文化繁荣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这种状况也预示着佛教发展春天的到来。“无论有没有意识到，我们（佛教界）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学诚法师认为，唐朝的时候，国力鼎盛，佛教也有大发展，世界各国的人都来长安留学，学习佛法。“因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物质积累到一定程度，信仰上一定会有更高的需求，佛教的兴盛，正是国家繁荣的体现。繁荣说明国家政治稳定，社会才有力量能够接受各种各样的宗教和文化。”

更具针对性的信号发生在今年2月，在国家宗教事务局举办的在京学者团拜会上，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谈到媒体对待宗教事务，应该“媒体脱敏”。他说，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宗教也早已被认为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但媒体对于宗教事务依然过敏，回避、弱化乃至排斥宗教话题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觉得，所谓宗教“脱敏”，就是说不再用一种不正常的眼光来看宗教。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时期，我们应该更多从传统文化、国民心态、社会凝聚力和价值观这些层面来研究宗教，而不能仅把它作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要让宗教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理性的尺度

北京大圆胜慧公司董事长蔡群居士是北京龙泉寺的“拓荒者”。上世纪90年代末的龙泉寺荒废、破败。如今已经发展成僧团上百、义工上千、居士上万的佛教场所。

见证了龙泉寺从衰败到兴盛的蔡群居士提醒，无论寻求宗教信仰，还是心灵安顿，一定要保持“理性”，佛教“过热”也会产生误导，让一些碎片化的佛法知识取代了完整的佛法教义，一些原本不是佛法的内容，也开始“稀释佛法”，这是她看来佛教热背后最危险的事情。

“我们在强调传统文化，宣扬我们的佛教禅宗，确立我们当今社会安身立命价值的同时，也必须要加以正确的引导。”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教授龚隽提醒，“目前现实中，重视佛教是很好的。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传统文化来恢复，但是问题是部分佛教徒自身的质素还有待提高，如果他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就让他们急于去介入社会精神的建设，那也会引发很多后患。我们是喜忧参半的，政府也知道社会需要这个，也想提倡扶持，但是怎么去扶持，需要思考。”

龚隽说，他去全国各地的宗教场所实地考察后发现，很多寺院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一些完全没有正知正见，甚至是旁门左道。

青年佛学家健阳乐住仁波切也提醒大众要有理性的信仰，“一定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这个理由不能违背常识和理性。”他说，佛法的本质是理性的，学佛不要以心理的安慰、情感的寄托而耽误了智慧的开启。

“社会不能片面理解宗教。”在北京郊区的家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佛教倡导的是要“向内”求自己的问题。国学应将其贯穿到做人的道理中去，而不仅仅是学习国学知识。他说，修行的人越来越多了，但光有形式没有意义，更重要的是把修行化入生活中，化为自己的价值观。

在他看来，国人曾经对宗教有错误的认知，民众对宗教文化存在盲点。将来，中国社会对宗教一定会有新的认知，科学和宗教并不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科技越发达，宗教也会随着发达。

（李雅娟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