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春花 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院长

我是幸运的。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浪潮下的珠江三角洲这片热土，拥有长期近距离观察企业的机会。更有幸的是，曾出任山东六和集团总裁和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这些直接的管理实践，让我更清晰地理解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融合度，也为我能够展开研究奠定了丰厚的企业实践基础。

于我而言，最大的幸运是一直可以保有作为一名管理学教师和研究者的身份，与众多商学院学生一起学习、交流，见证和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企业的成长与进步。

这些经历无疑给了我巨大的帮助，让我能够通过企业的成长去透彻理解管理理论的价值，找寻理论的本质内涵，发现和发展管理理论与研究的真正意义。

但是，在持续的研究和企业实践的过程中，我也不断被问询两个问题：

第一，研究会带来什么？第二，研究学者会带来什么？

我以自己的研究经历来试着回答这两个问题。

研究会带来什么？

20多年前，我把自己的研究目标确定为研究“中国本土企业成长模式”时，我和我的团队开始对这个研究进行漫长、艰难的思考，其产品就是《领先之道》一书。

这本书的内容是对中国企业成长的分析，在其中，我们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一些中国企业为什么可以成为领先者？在其成长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影响因素是否可以让其他企业借鉴？

对这三个问题的追问和探讨，持续了将近30年，我们持续给出阶段性答案，这些答案帮助了一些企业成长，也帮助了我和我的团队成长。

更重要的是，我和我的团队不断与企业互动，融入教学、研究中，让更多人去关注这三个问题，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将近30年的研究，让我可以真切地理解到研究带来的贡献到底是什么，研究本身给我的帮助是什么。

德鲁克先生认为，管理研究要解答实践问题。能提出管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解决, 是管理学进步的标志。在其一系列经典著作中，德鲁克回答了管理实践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管理作为独特的组织活动如何设定自己的结构？管理中如何面对人？管理决策的依据是什么？管理的范围如何界定？管理实践界定的标准是什么？管理的成效如何评价？

德鲁克的思想可以被不同的人和组织所接受并应用于不同领域，正是源于他对管理本质的界定：“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对每个管理学者而言，比使命更重要的是行动，就像德鲁克先生倾力实践他的使命一样。我是这样评价先生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研究会带来什么？在管理学领域，研究可以解答实践问题。我的研究致力于关注中国企业的实践，那些存在于管理日常行为中的、对绩效和成长有意义的、充满鲜明个性却又隐含着共性价值的各种真实案例。

在我看来，如果不能真切地观察、理解并融入其中，是无法真正理解管理本身和管理理论本身的。管理研究的对象不仅是管理本身，同时也是管理研究及理论在管理实践中的位置、它们对日常管理生活的意义、它们在日常管理生活中的功能，尤其是它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本身，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彰显着管理理论及研究的价值。

如果作为管理研究学者，未关注到这些真实的管理对象，未能真正接受和理解这一事实，我们又怎么可能真正拥有对管理理论与知识的自信呢？

波提舍说过一句让我记忆深刻的话：“对不引人注意之事的虔敬”。每每想到这句话，我也总是对企业实践充满敬意，我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与实践者交流、与实践对话，这些交流与对话，让我从实践的视角去看待管理问题，正如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提出的警言，即我们不能隔岸钓鱼。

我也同样要求自己拿出另外一半的时间保持与实践的距离，因为我把自己定位于一个研究学者，定位于一个让理论与研究创造价值的人，如果我完全陷入具体的日常管理中，这会导致我因缺少必要的时间和距离，无法去反思实践、找寻理论的价值，或者只是满足于解决个案，满足于具体的实践绩效，而陷入经验主义中。

珠江三角洲企业的实践给了我莫大的帮助，这里有大量的企业实践、创新和可见的绩效。这里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集群的功效，让我既可以看到企业成功的个案，也可以理解产业价值链的集合成效；让我既可以了解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也可以感受每一次外部环境变化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只要我踏实地走在这片土地上，这里的企业实践总会以它们的鲜活事例，给我的研究以支撑和启示，甚至我的很多观点完全是因为它们而得出。

保持对实践的敬仰，又坚守理论的自信，这就是过去接近30年的研究带给我的帮助。正是这个帮助，让我可以安静、持续地做研究，与中国本土企业成长互动，可以呈现自己的思考和观点，并与企业实践进行深度对话，去解答实践中的问题。

研究学者会带来什么？    

在我的学生时代，阅读过《大学》《论语》《道德经》《金刚经》《易经》和《六祖坛经》等，这些经书典籍的阅读，在当时我并不能够完全理解，只是因为阅读变成习惯，保持了下来。

但是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不期然的、积极投入的阅读，已经把这些经典沉淀在我的认知和秉性里，我早年并不理解的典籍，已经在多年前埋入了改变我人生的种子。

借助于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我的想法，他写道：“要用充满想象力的视角去看任何人类组织的约束力，用充满同情的眼光去看人类天赋的局限性以及唤起服务忠诚度的条件。要掌握一些养生规律、疲劳规律和保持持久耐力的条件的知识。要富有想象地理解工厂的社会影响。要对科学对现代社会的作用有充分的概念。要懂得对别人说‘不’或是‘好’的原则，不是出于盲目的固执，而是出于对相关可选择的方案经过理智的评估后得出的坚定回答。” 

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还是有关现代大学教育作用的诠释，都帮助我们认识知识的魅力和对价值的理解。《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曾说：“我们相信最终会证明，人是可以受理性和真理支配的。”

先贤把知识比喻为一个代代相传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的路，并指向人类的理想。人类的自信心是由人类社会在获取知识进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如果回顾人类的发展历程，进步的地方通常是那些知识空前繁荣的地方。

怀特海继续写道：“学者的作用是唤起生活中的智慧和美，……一个前进中的社会需要依靠这三类人：学者、发现者和发明者。它的进步也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中的受教育人群由同时具有些许学识、发现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组成。我在这里用的‘发现’，指的是关于具有高度一般性的原理方面的知识进步；‘发明’，指的是根据当前的需求，一般原理以某些特殊方式进行应用的知识进步。”

研究学者会带来什么？在管理学领域，研究学者带来了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的完美组合。我从这个组合中获益良多。

我之所以能够享受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自由切换，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一是理论研究与教学，让我得以了解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更多的阅读让我了解到丰富的案例和文献，让我可以隔开一定的距离理性地面对问题，并了解其中的关联与相互影响。

二是承担具体的企业绩效成长，让我得以面对各式各样的实际问题与挑战，并与同事们寻找一个又一个解决方案，从而取得绩效实现目标；承担具体的绩效成长，让我得以承受压力而去感受管理者真实的立场和角色，从而要求自己做出理性决策并承担责任。

我明确意识到这种组合的完美，我们去看管理经典理论产生的背景和缘由，不难发现，那些贡献了经典管理理论的研究学者，无不是把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完美组合的人。

Coloquitt和Zapata-Phelan回顾了1963年到2007年在AMJ杂志上发表的667篇文章，发现管理学领域中的大部分理论都是在20世纪50～80年代之间发展出来的。因为这个时期是欧美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非常高的时期，管理实践层出不穷地创新。

以前，从来没有过一家工厂可以有十几万人，大工业革命时代成为现实；从来没有过一个小的组织单元可以全球分布；也从来没有过用绩效来获取收益的职业经理人。

所以我们会发现，实践上做出一堆创新，研究上就会贡献出一堆新理论。管理研究和管理实践本身的合一，造就了非常多具有影响力的、改变世界进程的管理理论。这些理论学者共性的地方是密切观察，并亲身经历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已观察到的各种组织形式和实践的变异，具有很深的感受和困惑，然后试图去解答它，而且幸运的是，他们解答出来了，也就出现了相应的管理理论，因此研究与实践是本源归一的。

所以，管理研究学者的基本价值取向：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不能分离，研究主题的选择要基于某些管理实践中的问题并包含着对现实的启蒙。就如《浮士德》里的句子：“如果你们没有感觉，你们就不能有所追求！”在具体责任下，对决策结果的理解是最真实的。

当你需要对几万人的成长负责、对每一位顾客负责、对每一分钱的投资负责、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负责时，对管理决策本身的理解是极为深刻清晰的，而由此对理论价值的阐述和界定也是深刻清晰的。

就如泰勒对生产效率的理解、波特对成本与竞争优势关系的理解、德鲁克对知识员工价值创造的理解，他们都是把自己置身于真实的管理实践中，寻找到有效的答案——将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知识。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对实践原理下了定义，在他看来，所谓实践原理是包含意志决定的一些命题，这种决定在自身之下有更多的实践规则。当主体认为条件仅对自己的意志有效时，这些原理是主观的，或者是准则；当主体认为条件是客观的，对每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均有效时，这些原理是客观的，或者就是法则。

这些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只有这些实践原理对每个理性存在者都是客观有效的，才能够成为普遍受用的法则，否则就是准则，这些准则只能主观上受用。

康德还明确指出：“实践的规则始终是理性的产物，因为它指定作为手段的行为，以达到作为目的的结果。”我试着去理解康德、去理解实践理性，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研究学者的价值与意义。

研究学者必须强调学术性，必须能够运用抽象、理论性的表述，准确的引文以及规范性训练，这是基本技能，但这不是学术本身。即便是詹姆斯·马奇（James G.March），一个被誉为一以贯之的数理科学倾向的学者，其核心也是一直围绕人类的各种决策过程和问题的解决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在不同组织中的表现和意义。

研究主题的选择要基于某些管理实践，以及现实中的问题并包含着对现实的启蒙，这就是研究学者能够贡献的价值。

《墨经》上说：知，接也。人的知觉，是与外面物质界接触而生。我依然觉得自己幸运，可以与中国企业的实践界充分接触，从而有机会感受管理理论知识的意义与价值，并借助课堂将其传递出去，从而见证和参与了一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重新创造“道”

在过去40年中国企业成长的过程中，管理研究与管理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贡献了价值，但是学界和实践界也一直质疑管理研究是否对管理实践真正发挥了应有的价值影响。

我依然坚持认为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是合一的，并确信管理理论能够解决管理实践的问题，管理学界不需要质疑，只需要让自己的研究面向企业实践，面对现实问题并启蒙现实。

对中国企业来讲，我们来到了一个最重要的时代机遇点。

我们在改革开放前40年里一直都在跟随西方先进企业，并没有太多的优势，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技术、人才和资本积累上，都无办法去跟传统的强国企业去竞争。但是，如今互联网技术使数据、协同、智能等全新的生产力要素能高效组合在一起，也就重构了整个商业系统。

今天，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世界企业，都重新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在这一点上，已有很多中国企业的确做到了。在2018年世界500强企业的名单中，无论是中国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在彰显着它们的中国力量，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排行榜。

再看看中国很多优秀产品及创新模式案例，甚至可以说中国企业正在悄然地改变着世界。不仅仅是在规模和市值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开始真正去创造一些全新的价值，这个价值跟人类所追寻的美好生活相关，蕴含着生活的意义。

如果说中国企业已经来到最好的时代机遇点上，这也同样意味着中国管理研究已经来到最好的时代机遇点上，说到致敬改革开放40年，我们最好的致敬方式就是：站在这个时代最好的机遇点上，昂然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