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音乐心理健康研究中心的治疗师，和某社区残疾人劳动职业康复站（简称“职康站”）的康复老师各执一词。康复老师表示：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音乐治疗。

来康复的智障、精障残疾人坐得东倒西歪，有的在听治疗师的现场音乐，有的在串珠子。有一次，职康站老师建议年轻的治疗师：“过几天我们要去区里参加合唱比赛，你是专业搞这个的，就教我们唱几首歌呗。”

“浪费时间！为什么不多做一点手工劳动呢？”这是职康站负责人最终拒绝音乐治疗服务的理由。

这类不解乃至不屑的声音，如今仍会随空气飘散而来。哪怕，音乐和医学的“联姻”探索，在国内已推进约30年。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康复科对音乐康复治疗应用于临床的摸索就开始了。音乐治疗作为一种独立而非依附性的手段，作用于自闭症、药物治疗效果并不明显的病患等。

目前，上海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科设有音乐病房，每周一次的音乐治疗主要针对患肿瘤等慢性疾病同时伴有抑郁、焦虑、恐惧、躁狂等心理障碍的人群。　　

然而，对于这门应用型交叉学科而言，“一切还很新”。

高天音乐心理健康研究中心副主任、治疗师李冰告诉记者，在全国，像她一样拥有专业资格认证的音乐治疗师，仅约200余人。　　

音乐治疗师李冰在用吉他练习治疗曲目。李冰供图

一剂药

李冰坐在诊疗室中央的转椅上，怀抱吉他，静静等待来访者——自闭症孩子小亮（化名）。

“自闭症孩子的行为可控性差，治疗师在转椅上，可以在不中断音乐的情况下跟随孩子。”李冰描述，就像是向日葵跟着太阳转动。

小亮的座位是在转椅侧前方，这样能“避免直接对视却又不乏眼神交流”。但治疗初期，小亮并没有坐在李冰安排的座位上。他背对李冰，毫不关心身后的吉他声。

几次治疗后，小亮的态度渐渐松弛，喃喃说出家里有一只小狗。李冰知道遇到转机，调起和弦，即兴哼出温柔的曲调，“小亮家有一只黑色拉布拉多导盲犬”。

小亮开始进入李冰为他搭建的世界，断断续续说出碎片化信息：家里有一只黑色导盲犬，还有捡回来不久的白色猫咪；小猫和小狗有时会打架。

尽管李冰知道小亮的讲述多源于想象，但她没有质疑，用吉他继续着情节。

第8次治疗，小亮做了一个让人惊喜的动作——他轻轻抽出吉他的拨片，转身递给助教说：“送给你。”

没过几天，小亮的父母告诉李冰：孩子第一次主动跑去和亲戚家小朋友玩耍了。

作为外聘客座教师，李冰把这个故事带进课堂，听众是中央民族大学学习音乐治疗相关方向的数十名大学生。

黄欣欣（化名）坐在听众里，她是音乐治疗专业的在读硕士研究生。李冰的故事让她想起研究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王冰关于音乐治疗的四字箴言——温柔坚定。

黄欣欣记忆清晰，她一次为自闭症儿童做团体音乐治疗时，穿了连衣裙，有位孩子突然掀开她的裙摆，她有些错愕，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孩子并无恶意。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在治疗中穿过裙子。

“如果自闭症孩子因为情绪忽然战栗，你不要退缩，轻柔哼唱童谣，把你的手搭在颤栗的小手上，眼神温柔而坚定。”她在一次校内分享会上，告诉那些准备与特殊群体交流的非音乐治疗专业学生。

“在国内音乐学院，学这个专业的少之又少。但我相信音乐是能够穿透大脑皮层的一剂药。”黄欣欣的坚持，源于相信。

音乐治疗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中国大陆，最早相信“音乐能治病”的学者之一，是高天。这位原本在陕西省戏曲剧院担任小号手的年轻人，不满足于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专业的“坐而论道”。

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报纸上，“外国人用音乐治病”这篇豆腐块大小的短文让他眼前一亮。1986年，时任世界音乐治疗联合会主席的笛丽尔博士录取高天进入美国天普大学攻读音乐治疗学硕士学位。初次见面时，她告诉高天：我之所以录取你，就是想让你在毕业后把音乐治疗带回中国。

1997年高天回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创立我国第一所专门的音乐治疗研究机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治疗研究中心。王冰正是高天招收的首届硕士研究生之一。

而李冰，则是“撞”上音乐治疗专业。从小学钢琴的她，在选择大学专业时，觉得自己手指不够长，不适合报考钢琴表演专业。就在这时，她在报纸上“像看‘大片’一样”，留意到高天开创的音乐治疗研究中心。两年前，李冰获得美国堪萨斯大学的音乐治疗硕士学位，回国在京任高天音乐心理健康研究中心副主任。

“音乐治疗的适用范围可以贯穿人的一生，从子宫到坟墓。”李冰坚定地说。

音乐课

这两年，李冰在北京多了一处流动的诊疗室——社区。

从2年前开始，高天音乐心理健康研究中心陆续承接了36个社区的音乐治疗试点，每周定期为社区职康站的智障、精障残疾人提供团体音乐治疗。 　　

让李冰最为记忆深刻的是在东城区龙潭社区的“音乐课”。

课程从一首《你好歌》开始。这是音乐治疗师熟稔的“破冰”环节，以简单曲调问候，来营造“安全的”音乐环境。一切，看似在一团和气中进行。但随着和社区中康复者接触增多，李冰发现其实并非风平浪静。

“你快闭嘴吧！”李冰发现小博（化名）因为行动经常比别人慢半拍而遭到同伴们训斥。他是社区内一名二级智力残疾人。李冰第一次见到小博的印象是，“他把身体扭转向一边，弓着背，微微捂着脸，连看都不看我。旁边的成员们不耐烦地啧啧几声，争先恐后地替他开口”。

一次，小博把脖子缩了起来，以此抗拒李冰设计的在音乐中传送乐器沙蛋的“快乐传递”环节。李冰注意到这个细节，每次都停下来等小博。即使小博主动触碰一下沙蛋又瑟缩回来，李冰依旧给予他近乎夸张的鼓励。

音乐治疗近10次后，一切好像突然变了。那天，李冰用吉他弹了《众人划桨开大船》。歌唱完后，康复者们纷纷向她表达——这个歌表达的内涵是团结。

“我们身边有这样团结的例子吗？”李冰追问。一阵热议过后，人群里出现这样的声音：“其实我觉得小博挺不错的，他帮我打热水了。”另一康复者回忆：“他下象棋也很不错。”

在李冰看来，这是几个月持续铺垫换来的里程碑式时刻。“团体治疗相比个体治疗，当然会在对个体的关注上力有未逮，但我们每次都会寻找团体中几个重点对象制定细化的治疗目标，比如小博。”

第12次治疗时，小博能够很自然地在社交互动的环节主动与其他人握手了。

有成功，也有失败。曾经，一位精神残疾成年人的古稀父亲，在旁听了李冰在社区的音乐治疗后老泪纵横，“我都不记得有多长时间，没看过孩子这么高兴了”。

也曾经，为某社区30多位精神残疾人的音乐治疗服务开展到第8次时，戛然而止。“音乐治疗就是大家一起玩音乐，一起乐呵乐呵。”这种误读，李冰和她的同事不止一次听过。

这就是中国音乐治疗在现实语境中的境遇。

但李冰逐渐变得豁达，不再争辩，只在心里笑笑。

高天的音乐诊疗室。 杨书源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