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个清晨，我醒来时视力特别模糊。之后，医生们很快查出了问题：我中风了，很罕见的类型。一夜之间，它破坏了我右眼眼球后面的视神经。

最糟糕的情况？左眼也会照这样发展下去，而那将使我失明。

最好的情况？稍有好转。大为好转。但我永远不会像以前那样看得那么清楚。

身边人变得清晰

的确，我视力大不如前。我视野的右侧总是蒙着一层薄雾，就像等待着永远不会升起的太阳。有时，我会弄混物体相对的确切位置。因此，当我应该敲出“live”（生活）时，我常常敲出“love”（爱），而当我应该敲出“love”时，我又常常敲出“live”。在键盘上，字母“i”和“o”是相邻的。而且我对深度的感知会变得不太正常。在我中风后的几个月里，那些让我给他倒葡萄酒的人们可以证明这点。我会倒得溢出他们的酒杯，把酒洒到他们腿上。

我不倒酒了。我感到懊恼。我生活在焦虑中，希望我的左眼能挺住。它的确挺住了，还出现了一种医生们没有预料到的幸运情况：一点点地，我身边的人们变得清晰起来，我的意思是，我逐渐看清了他们的恐惧、挣扎和胜利。

“飞机失事，义肢，失去了8岁的儿子。”一位曾和我在曼哈顿同一家健身房锻炼的作家遭遇了这些。这是对一个悲伤故事的简要概括。开飞机是他的一项爱好，他开的飞机坠毁时，机上唯一的乘客——他的独子——死了。他差点失去第二条腿，在康复中心度过接下来的五个月。这一切我不是从他本人那里知道的，而是从他的熟人那里了解到的，而且是在与他进行了多次乐观热情的聊天后才知晓的。在与他的聊天中，他没有流露出任何迹象。我感到震惊和惭愧。

“令人衰弱的头痛、不间断的尖叫、频繁的自杀念头。”这是一位曾经向我吐露秘密的名人所遭遇的一切，而且我怀疑，任何觊觎这位人士财富和名气的人都不愿意与他互换身份，至少不愿带有这些条件。这些内情让我肃然起敬，因为这些揭示者还在砥砺前行。

有些挂在别人身上的标签我能轻易读懂，因为现在我对世界的解读截然不同，有些是别人挂在我身上的，他们了解我本人的标签（“视力受损，可能失明”）。我不必强迫有烦恼的人分享经历。这些会在不经意的时候一点点流露出来，而我只需保持足够敏感，抓住细节。

我会继续留意以前或许会忽略的评论，并将一些对话进行下去，而过去我或许会匆忙结束或绕过这些话题。在我曾参观并发表演讲的一所大学里，有人提到了校长夫人的健康问题；后来与她见面时，我温和地问及相关事情，并了解到，在其身边的人也不知道的许多日子里，她挺过了背部剧痛。

拉斯维加斯一家餐厅的经理认出了我，而且是在看过我写的自己视力危机的文章之后。他向我吐露心声说，自己有终身性视力问题；后来我又与他联系，并了解了他的全部故事。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关于磨难和成就的故事。这是关于毅力和正向思维的一课。它让我正确地看待自己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困扰。

从痛苦中领悟

在我看过和读过这么多之后，我从别人隐藏的秘密和经受的痛苦中领悟到了启示或者说寓言。著名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2019年自杀时，我感悟到了这些。

我曾经采访过克鲁格。他的举止让人愉悦，采访也舒服自在，这让我大感意外。采访通常让人有压力，但那次经历与众不同。

我要告诉你们我新闻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秘密，一个预示着影响我余生的自我怀疑和怯懦的秘密：在我拿起听筒给采访对象打电话之前，我必须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我得深呼吸几次。我担心自己问错问题，或者没有问对问题。担心自己笨嘴笨舌，提问的方式让人尴尬。如果我要采访的对象颇有名气或德高望重、资历深，我就会被吓倒。上午11点的采访许多是在11点02分开始的，定于下午3点的采访许多是在3点03分开始的。这并不是因为我马虎拖延。这是因为我需要用这些额外的时间来进行深呼吸，这些时间非常宝贵，值得我为自己的延误道歉。

但我记得我是按时打给艾伦·克鲁格的。我们在通话前来回发了几封邮件，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态度让我平静下来。作为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曾在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治下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在提高最低时薪所造成的影响方面做了开拓性研究，他确定了这不会导致招聘减少和就业率下降。

吸引人的是，他还利用数据得出了有关疼痛和幸福的结论。他发现，失业不仅仅会造成情绪困扰。寻找工作的男性还会提示身体上的疼痛，服用更多止痛药。至于幸福感，根据他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增强幸福感的最佳方式之一是与朋友共度时光。他经常参加社交聚会，克服工作一周后的疲劳。

我2014年底找他交流。当时我正在写一本书，讨论美国人对普林斯顿大学等顶尖大学的情结。恰巧那年春天，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过客座教授。克鲁格和数学家斯泰西·戴尔研究了大量上精英大学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的数据，他们认定这一经济效益被高估了。克鲁格的电邮信箱地址是公开的，所以我给他写了封电邮，询问他是否愿意与我在电话里聊聊这项研究。作为破冰话题和说服手段，我提到自己曾短暂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

他迅速回信说：“你随时可以在我的课上讲课！”他很乐意讨论自己的研究，但他道歉说，当时不行，因为他在意大利，而意大利之行后，他会有几天很忙，忙女儿大学毕业事宜。他问道：“我们可以约在下周三或周四谈谈吗？这个时间会不会太迟了？”我清楚地感觉到，如果我说等不及，他肯定会想办法配合我的时间。

我告诉他，下周三我可以。后来，我们进行了交谈，他太有礼貌了，太令人愉快了，太有耐心了，太棒了。他谈到了我的书，那本书将于次年出版。每当我在新闻中看到克鲁格的名字——我经常看到，因为他对记者非常宽厚——一种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我甚至有点迷上他了。提及他的文章旁有时会配照片，那些照片显示，除了才华横溢和善良外，他还很英俊。有些人拥有一切。

克鲁格去世后，奥巴马发表了声明，回忆称克鲁格拥有“永恒的微笑和绅士精神——即使是在他纠正你的时候”。曾与克鲁格一同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泰晤士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写道：“我还算了解艾伦，但从未发现任何可能发生这种事的迹象。”

接替克鲁格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贝齐·史蒂文森发表了一连串推文。其中，她提到了克鲁格对疼痛的研究。她写道：“如今，我知道他也很痛苦，也许是为了转移自身痛苦，他思考他人的痛苦。”

她还说：“事实是，我们所有人的痛苦都比外界知道的多。”（胡婧译自2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原题为《视力下降让我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