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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抑郁症的社会学思考
新闻来源：    点击数：1729    更新时间：2021-06-28 14:53:55    收藏此页
        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一份报告显示，全世界有近13亿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心理疾病中的抑郁症将成为21世纪的三大疾病之一。在我国，目前有5%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且近几年仍有明显上升趋势。
　　抑郁症是21世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
　　抑郁症是所有心理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所以有人称之为“心理感冒”。它是一种以心理低落为主要特征的综合症，是导致自杀率最高的心理疾病。
　　在澳大利亚的居民中，有许多是精神抑郁者，20年来其青年自杀率翻了一番[1]。从1996年至1999年，发生在美国的7起枪杀事件的9名少年凶手（13岁－16岁），有7名是抑郁症患者。上海《生活日报》2000年上半年对535位都市人进行了健康调查，其中60%左右的市民在接受调查时表示“最近有点烦”，有124人已表现出明显的抑郁症状，约占23.2%。世界卫生组织报道称，抑郁症已排在中国人疾病负担的第二位。[2]
　　科学家们对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新西兰、韩国、台湾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5万人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精神恍惚、萎靡不振和自杀欲是抑郁患者的普遍症状。黎巴嫩与法国的抑郁病患者分别占全国总人数的19%与16.4%，排在世界前两位。有专家推测，21世纪是抑郁症发病的高峰期。到2002年，抑郁症将成为影响人类寿命、增加经济负担的第二大疾病。到2010年，全球30%左右的人会患上此病。[3]心理问题、尤其是抑郁症，伴随着时代节拍日益显著地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对我们人类生存的威胁，远远大于生理疾病。有资料显示，抑郁症的发病率已与冠心病持平，高过癌症；自杀的人至少有1/3是抑郁症所致。抑郁症这一生命的“隐形杀手”愈来愈明显地成为无法回避的全球性社会问题。
　　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因素
　　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家托夫勒著书立说的中心议题是变革，“即当人们所处的整个社会突然转化为人们始料不及的新社会时，人们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托夫勒在对“未来的冲击”下定义时指出：“我们可以把未来解释为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痛苦，这种痛苦是由于人类机体的生理适应系统和决策过程负担过重而引起的。总而言之，未来冲击就是对人类过度刺激的反应。”过度刺激包括感觉轰炸、信息超载与决策压力三种方式。过度刺激引起了个人的各种疾病。托夫勒表示，这种病症范围很广，其中包括暴力行动、身体患病、意志消沉、处事冷淡[4](P509-517)。尽管托夫勒的观点是一种典型的悲观论，但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益发展的社会对生命个体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强烈刺激与冲击。
　　信息化时代的社会对人的发展一方面有积极促进意义，另一方面也对人的健康成长产生消极作用。其消极作用首先表现在前信息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主要是一种面对面的形式，具有可视性与亲和感；而现代化，使得人的信息交流大大趋向多样化、复杂化和多层次化，互动的技术通讯趋向于异化、社会分隔化和个人孤立化。从表面上看，虽然在总体上人类社会的交流呈现为一种衍生式状态（如网络结友满足了人们不断对外谋求交流的需要，给人际交往拓展了巨大的活动空间），但人们对于近距离的关系反而疏远了，变得很淡漠，导致人们对身边的事物持一种较冷漠的态度。[5]况且，随着物质生活的相对富裕，人们在精神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而这方面的需求每个人是很不一样的。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生活方式的嬗变，带来了人际关系的疏远、孤独和无所适从，许多人找不到自我价值，没有安全感。从过去的一元化到今天的多元化，使许多人出现了人生选择的困惑。虽然自由了，却无法自主；旧的价值观动摇了，新的价值观还没有建立起来；选择的机会多了，却无人告诉你该如何选择。随着社会竞争的不断加剧，人口和家庭结构的不断变化，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不断削弱，致使各种心理应激因素急剧增加，精神问题日益突出。儿童行为问题、大中学生的心理卫生问题、老年病精神障碍、酒精与麻醉药品滥用及自杀等问题明显增多。
　　据统计，25%的抑郁症是由于各种精神压力造成的。克服压力是一种面对危险时所产生的天然反应，一种直接由远古的祖先遗传给现代人的能力。压力曾一度被视为促使人类生存的重要因素。人类天生便有处理压力的本能，但是全方位的科学研究表明如果压力不断出现，就会对人的生理和心理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破坏。近年来医学界衍生出的一门新学科——精神神经免疫学便证明了这一点。德国匹兹堡大学学者布鲁斯·雷宾认为：“通过传染病学的分析，大家都知道压力和疾病之间有某种关联，只是不明白当中的机制。现在，精律神经免疫学已提供了足够的资料。”[6]可见，压力对人类心理会产生不良影响。
　　有些研究已指出，精神病、自杀、酗酒、吸毒等现象的增加，与初级群体的衰落和初级关系质量的下降有一定联系[7](P211-212)。笔者以为，初级群体（即亲密的，经常面对面接触与合作的小群体）的衰落与初级关系的淡化，妨碍了人们的感情生活，进而削弱了人们排谴压力的能力。在我国，从就诊的患者中可以发现，抑郁症的人数、尤其是隐匿性抑耶病人在逐年增多。这种病因被身体症状所掩盖，易造成误诊，一旦发展成重复抑郁，不但易诱发心肌梗塞、中风等重大疾病，加速人体衰亡，而且会发生自伤行为，乃至自杀。有调查显示，企图自杀或已自杀的人中有50%-70%患有抑郁症。从画家凡高到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从作家三毛到广州培爱防治自杀中心发起者陈云清，从著名诗人徐迟到上海大众集团前总经理方宏，从歌星谢津到节目主持人尚能，还有个别大中学生等等自杀者，都是抑郁症的直接受害者[3]。
　　然而，在我国，人们对心理疾病的认识还存在以下偏见和误区。首先，是以躯体化症状掩盖心理病症，精神医学上称之为“精神障碍躯体化”。社会上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身体病症是真正的疾病，而“心理有病”精神抑郁是神经衰弱、思想有毛病，或者是精神病。即使精神病人日后心理康复了，仍会有人对他们“刮目相看”。这种社会偏见致使许多心理疾病患者即使病情十分严重，却依旧拒绝接受治疗。而且中国人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心情恶劣时常会不自觉压抑着。有关资料证明，我国抑郁症患者普遍存在以躯体症状掩盖心理病症的倾向，他们往往不去看心理医生，接受心理咨询与治疗，而是寻求中医和西医内科治疗，结果常被漏诊或误诊，以至延误了治疗而使病情加重，有的甚至出现生命危险。如1999年5月，29岁的女职员（大学毕业）王逸用浓硫酸泼向自己的亲生母亲、同胞妹妹及年仅两周岁的小姨侄，致使其三位至亲留下终身残疾。据王逸交待，其作案的动机是：她患有多种疾病，父母不关心她；她要死了，要在死之前报复母亲，给母亲一个永久的纪念。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家级专家郭念峰研究员针对此案指出：“人们往往有这种倾向，心理健康问题一旦出现严重结果以后，才引起警惕，从案例的情节判断，最低限度王逸是人格的变态。”的确，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父母往往更注重孩子的身体健康。但一个人的人格是全方位的，从小就必须重视一个人人格的塑造。心理学教授张吉连先生说：“我们不要只知道身体有病要去看医生，而不把心理病看做是病，心理病实际上是更需要治疗的一种病。”但是人们却常常忽略了这一点[2]。
　　其次，出现心理障碍时不知如何医治。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这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养生之道。而在西方国家里，即使是许多心理医生本人也有自己的心理医生。而我国许多人至今还没有或缺乏心理健康保健的意识，还不知道“心理感冒”像生理感冒一样可能会随时出现；分不清身体疾病与精神病、神经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遇到心理困扰，出现轻度心理障碍时，不知道能在心理医生帮助下得到解决而主动寻求帮助，只是默默忍受，结果导致病情日益加重。
　　再次，由于精神卫生知识不够普及，大多数人对心理疾病认识不足，对患者缺乏应有的同情和理解，偏见和歧视现象严重，致使精神康复者难以顺利回归社会。患者和家属即使具有一定的精神卫生知识，也大都宁愿自己忍受痛苦而不愿寻求精神医生的帮助，害怕因“精神病”而受到歧视。因而，有精神病专家指出，对精神疾病的社会歧视，严重阻碍了对精神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损害了病人社会功能的恢复，延缓了对病人的有效治疗。况且，并非所有心理病患者都有能力接受心理治疗。此外，在我国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许多人在患了生理或心理疾病时去求鬼神、烧香拜佛、祈祷上帝保佑的现象还较为普遍。
　　总之，由于社会的变革，人们生存压力的增大，再加上以前人们在认识上的误区，没有充分意识到心理健康、心理治疗的重要性，加之部分患者群体不具备心理治疗的能力，致使我国目前的心理疾病的患病率，大大高于1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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