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第七场专题会议于8月19日上午9点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场的主题是“心灵、大脑、身体、意识、情感”，由墨西哥泛美大学Evandro Agazzi教授主持。主讲人有贾达沃普尔大学Amita Chatterjee教授、孟菲斯大学Shaun Gallagher教授和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家张世英先生。

　　会议主持人Agazzi教授对会议主题作了一个介绍性的演讲。在演讲中，Agazzi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类的系统统一性的观点。这一观点依赖于本体论上的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每一个个体存在物都是一个系统，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由子系统结构组成的复杂整体，而且被赋予了特定的属性和功能，而它接下来又是更广泛的超级系统的子系统，它对超级系统的属性和功能提供特定的贡献，又通过接收输入而支撑和引导自身的属性与功能。”根据这一观点，心灵、大脑、心脏、手等并非自存的实体，而只是人类个体的子系统，只有人类个体才是实体。而个体人类进一步又被嵌入由更广泛的环境所构成的更大的系统，我们的想法、概念、价值和判断标准几乎直接由我们从文化历史环境、教育、关于我们的反思—决策—承诺的内在动态关联中获得的东西来构成。对一个个体存在物的子系统和超系统的研究能够丰富我们对于这个个体的知识。但是，Agazzi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还原论。也就是说，个体存在的特定的属性和功能并不能够被还原为它的子系统或超系统的属性或功能。

　　Chatterjee教授则从一组印度思想家（尤其是尼耶也派（Nyāya）哲学家）的视角反思了心灵、身体、大脑、意识和情感之间的关联和定义。这些印度思想家共享着“广义自然主义”的立场。Chatterjee总结了自然主义世界观的特征，认为一般的自然主义者更倾向于将精神和意识视为像“无理数”一般的对象。而之所以将尼耶也派哲学家的自然主义称为“广义”的，是因为这些思想家都对自然持有一个较为广泛的理解。他们持有多元主义的本体论立场，而不试图将不同种类的实体还原为同一种类。因而，他们认为似律则的因果关系存在于有意识的心灵状态和身体活动之间。对于这些自然主义的印度思想家来说，他们从具身心灵的概念出发，也从具身心灵终止，具身心灵要求心灵与身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身体是所有认知或情感意识、包括苦乐的集成之所，人类的所有认知活动都无法脱离身体而运作，不仅我们的道德承诺深植于我们的具身性，我们对自己及他物（无生命和有生命的对象）的存在态度也同样深植其中。最后，Chatterjee强调，根据尼耶也派哲学家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就其自身来说并不与道德相冲突。在尼耶也派哲学家们看来，道德只需要诉诸于内在感觉（manas）及其功能，而不需要依赖于任何来世的承诺。

　　Gallagher教授在演讲中主张大脑是一个生成的系统（enactive system）的一部分。Gallagher教授从曾经在中国待过两年的美国哲学家杜威的相关观点引入了讨论。杜威认为，对认知的解释单元是大脑—身体—环境。然而，杜威的想法并没有被新兴的认知科学所注意到。认知科学中的标准观点是神经中心主义。神经中心主义认为，认知、行动、自我觉知以及我们与他者的关系中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发生在大脑中（也就是中枢神经系统最为核心的部分。）根据这一观点，心理学最终可以被神经科学所替代。然而，这一标准观点已经受到了相当多的挑战。Gallagher追随杜威的进路，认为大脑是以一种非表征性的、整合的以及动态的方式运作的。人类的大脑和人体一起进化，身体在进化中的改变容许直立姿势，这导致颅骨和下颚的重组，容许更大的大脑，也有利于语言的发展。无论是从进化的角度，还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不仅是身体，而且还有物理的、社会的、文化的环境，对任何对神经再使用和神经元再生的理解来说都是重要的因素。解释的单元不只是大脑，不只是身体，不只是环境，而是大脑—身体—环境。Gallagher指出，“大脑功能的最好的解释可能在具身化的（embodied）、情境化的（situated）认知的、发展心理学的、生态心理学的、动态系统理论的、应用语言学的以及可供性理论的词汇表中建立起来，伴随着在讨论中发现的、从文化生态位到物质交互的概念的人类学洞见”。

　　张世英教授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到会，他请北京大学哲学系李超杰教授代为宣读他的讲稿《做一个有诗意的自由人》。在文中，张世英教授首先梳理了西方哲学史中关于自由的讨论，并指出在西方哲学史上是康德第一个系统地、详细地说明了人的自由意志的哲学理论基础。文艺复兴使人从神权束缚下解放出来，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文艺复兴之后的自由还只是限于“认识必然性”的自由，人受制于因果必然性。康德认为，人有两重性：一是自然方面，受因果必然性支配，不以人的主观自由意志为转移；一是自由意志方面，是独立自主的。康德完全否定了自由只是对必然性的认识的论调，并强调自由在于超出必然性，在西方哲学史上为人的自有本质第一次做了细致的、系统的论证。然而，康德把自由放在超验的领域，令人感到脱离现实。张世英认为，思想主观上的自由是人生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生活在客观现实世界中，人在与客观现实打交道时主观的思想自由会受到阻碍，人只有认识这种必然性，按必然性行事才是自由的。

　　那么，人怎样才能够既生活在现实中，与现实事物打交道，又拥有超越必然性限制的独立自主的自由呢？张世英认为，宇宙是一个万有相通的网络整体，不是超验的，是实际存在的。如果人能够从万有相通的整体的观点来观察万物，不仅重视个人的独立自主，还能将他者看作是构成我之为我的不可分离的因素，那么就能够超越求知境界达到道德境界。与康德不同，张世英认为道德境界并非自由的最高层次，因为道德还未完全脱离主客二分的模式，主体仍然受客体限制而不完全自由。最高的精神境界是审美境界。“审美”超越了“认知”中的认识关系，“它不再着重注意认识到某具体对象‘是什么’这种主客彼此外在的关系（这里总有必然性的限制）而是把对象融入自我之中，从而达到一种情与景交融的境界”，主与客合二为一，主体之外没有客体之必然性的限制而完全独立自由了。审美既超越了欲念、功用的限制，也超越了“应该”的限制，成为完全超然物外之必然性的自由自在之境。审美高于道德，并非不讲道德，而是自然而然地做应该之事。美又有感性美、典型美、意象美等不同层次，张世英教授认为，在各种不同层次的美中，意象美（显隐之美）中所包含的诗意最能启发人做一个完全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