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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还是“窥谷”:反思互联网的“基因”
新闻来源:    点击数:1703    更新时间:2020-03-05 14:15:38    收藏此页

“军队、间谍与隐私保护,三个世界间,彼此距离并没有看起来那么远。”


——YashaLevine


围绕互联网,太多问题没有解决;置身未知里,“精神”“基因”或“原则”,常常是答大问题时仅有的倚赖。在隐私这里,两句口号特别出名。一句看似持中,实则乐观:“技术中立”,或曰,侵害隐私者,人也,非技术也。新设备新算法新模式出了问题,都可用这句口号保护下来。第二句就更乐观了:“技术问题,技术解决”;再强势一点,技术是隐私保护的唯一出路。譬如,因泄露监控文件遭通缉的斯诺登,即极力推荐可以隐藏身份的洋葱浏览器。

名曰“硅谷”,实为“窥谷”,如此结论,注定将充满争议。作者讲出了一个连贯的故事,尝试把互联网中盛行的乌托邦观念“拧”过来。


YashaLevine新作《窥谷:互联网的秘密军事史》(SurveillanceVal-ley:TheSecretMilitaryHistoryoftheInternet),给这分乐观,打上了一层深重的问号。全书宗旨可如此概括:倘若互联网真有“基因”,那也是侵害隐私,而非保护隐私。具言之,互联网的起源,以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源于监控的需要;今日叱咤世界、“不作恶”的科技巨头,与监控者间的关系,总有些难以言说;貌似站在监控者对面、呼吁以技术抗衡之的骇客与隐私保护组织,与监控者之关系,又有些“貌离神合”。理想褪色,乐观的原则黯淡,简单的答案千疮百孔……这是一本有些晦暗的书,这也是一本今后讨论隐私时难以径行绕过的书。对当代读者,启发尤多。


以下将分四部分介绍此书:第一部分,互联网诞生之前的机器;第二部分,谈互联网的监控起源;第三部分针对巨头与监控者的关联;第四部分谈隐私保护组织与监控者的联系,最后是比较、评述与展望。


互联网之前的统计机器


一种方便且不会太离谱的、想象互联网之前统计机器的方式,是回忆上学时填涂答题卡的过程。每道题有许多选项,手持铅笔的我们,涂上自认为正确的一个。机器亦如此。19世纪下半叶,机器用于人口普查,每个人都对应一张小卡片。根据每个人的性别、种族、住地等特征,卡片上有很多“题目”。机器可以对正确的“选项”打孔,形成一张足以“画像”个体的小卡。设计比较科学的卡片,可在方寸之间,记录数十项不同的个体特征。


这种机器的运用,很快超出普查范围。我之前曾写过对征信史的介绍:旨在“监控消费者”的机构,热烈拥抱这一机器;保险公司的统计需求,也摆在那里。当时,围绕此类信息收集与记录,已有异议。不过,此类机器最为出名的运用,当属纳粹。如近年出版的《IBM与纳粹》所述:在协助纳粹高效造册、搜寻、屠戮方面,机器“居功甚伟”。


越战期间,因循当时美军内部的主导思维,对此类机器的需求与实用,达到了新高峰。这也是本书叙述的起点。越战伊始,美军开始注重以各类数据收集与分析手段,研究小规模冲突中的策略。典型设想之一,是在战场上遍布各式监视器,用以实时传递全方位信息。人民智慧面前,这一设想没有成功:干扰和欺骗的办法,太多。又一设想,是在广泛获取并分析当地人文化特征、心理因素的基础上,展开“心理战”:找出个体不愿支持美军原因;“魔改”当地传说,激发个体恐惧;或者,根据心理特征,设计劝诱策略,等等。为此设立的美国国防高等计划研究署(ARPA),“不像作战机构,而更像充满极客和数字的科研中心”。


设想多未成功。不过,量化研究思维,却长期延续下来。此外,研究过程也暴露了一类非常现实的需求:联结和协作。从监控地点到研究中心,数据传输仍非易事。内部,不同单位各行其是,机器操作五花八门,成果资源难以共享,沟通成本颇为高昂。军队内其他部门,联结协作需求同样存在:比如,为防备苏联随时可能发来的导弹,美军致力研究覆盖国内全境的雷达预警系统,并在1960年代早期产出了实用(但很快过时)的成品。


“一切都被慈爱的机器注视着”


互联网的诞生


有关互联网的早期发展,基本事实已相当清楚:1969年,ARPA尝试以阿帕网联通斯坦福大学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1972年时,互联网已联通美国全境,并可在美国与法国巴黎间通讯。原书相对有特色的部分,在于描绘了同时期的三类社会现象,仿佛对后来者的隐喻。


一是控制论及其实验。大致同一时段,维纳创立控制论,并将相应理论用于观察人与社会。人之层面,我们也是计算机。同时,伴随着计算机日益成为人与外界交流的媒介,人和计算机之间,差异终将消弭。社会层面,悲欣交集。维纳的看法难言乐观:他将“会思考的机器”比喻为“原子弹”,担忧大规模失业与奴隶劳动的未来。然而,也有所谓“社群主义者”:从控制论出发,再混入各类自由思想,而发展出的“人机生态系统”,或许是最为理想的社会模式。此处代表文字之一,即是小诗《一切都被慈爱的机器注视着》。不妨观其末节:“……我喜欢想象/(也一定会如此!)/一种控制论的生态/那里,我们再不必劳作/而复归于自然/回归我们的哺乳动物兄弟姐妹/这一切,都被慈爱的机器注视着。”


悲观者,乐观者,都收获了颇为讽刺的结局。担忧失业与奴役的维纳,因反对大企业与军工的立场,“荣登”联邦调查局的监控名单。从这个意义上说,控制论的创始人,得以直面社会层面的控制论。至于乐观的“社群主义者”,他们不仅写诗,他们还在落实。在新墨西哥州等地,他们置地,并建立小小的“人机生态社会”:人人平等互联,没有领导或集体,争议均由个体解决。设想虽好,很快,小社会中便弥漫着一种“莫名”氛围:人人平等,但性格强势者主宰一切;没有集体,则大家对时有之欺凌袖手旁观;生态和谐,营地里却总弥漫无处不在的恐惧——作者甚至颇为“大胆”地将此与监控社会下的恐惧相比拟。很快,社群都失败了。不过,这不是故事尾声:实验者里,不乏参与早期互联网研发的“极客”;1930年代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互联网乌托邦里的“意见领袖”。


二是互联网的“新”用途。因小型冲突研究催生的互联网及研究思路,很快便“调转枪口朝内”,用来对付争取权益的非裔美国人和反战学生。从今日回看,除了网速、存储和算力稍显不足,故事乏善可陈:警方和安全部门不停地收集各类“不安定分子”的数据,再与其他数据打通,形成覆盖数十万、上百万个体,并包含上百类个人信息。按书中的原话,“所有人都急着数字化,急着匹配手头数据,急着加入这眩目的计算机革命”;在互联网加持下,秉持数据思维,他们不停分析抗议成因,试图找出(常常不存在的)幕后黑手;甚至,他们希望以先进分析方法,预测并提前扑灭可能的聚集。不幸的是,成效看来并不是很显著。


对当代读者来说,第三点就更熟悉了:无论是担忧隐私者的疾呼,还是互联网开发者强打精神的辩白,亦或是侵害隐私者面对监管者的满不在乎,都很难说有什么“时代印记“。实际上,如果祛除历史部分的趣味,重复这三类话语,实在有些老生常谈。担忧者:年轻人在ARPA周围抗议,称互联网”以科学之名,襄助旨在压迫的政治与情报工作“;报纸、电视、杂志发报道、做节目,用”章鱼触手“比喻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和数据库,研究勾画个人信息收集的范围和规模,反复呼号”隐私将死“。对名字也叫“剑桥项目(不妨与‘剑桥分析’比较)”的开发者而言,文中几句反问,相当精彩:为什么抗议技术者不懂技术,总是误读开发者意图?为什么他们不相信技术是中立的?为什么他们把一切都政治化?为什么他们总是把美国作为假想敌,认为相应技术将用于政治控制?开发者甚至径直将问题答案归咎于“当代文化的滑坡”。最后,当社会呼声传至国会,议员提出法案、并要求情报部门说明情况时,侵害者先置之不理,再矢口称对大规模收集”不知情“,同时一切照旧。更有意思的是,在那个年代,也有勇敢解密的情报机关”吹哨人“,并一度掀起舆论热潮。


监控资本主义:“双螺旋”的“第一臂”


巨头有多样面孔。1984年,一个意味深长的时间点。在“网络空间”一词诞生的同时,初生的个人电脑,也以隐私为卖点:“‘个人电脑’将世界从《1984》的因循社会中拯救出来。”在没有作为广告发布的备选方案中,这一纲领更加明显:“确实,隐藏在大企业与大政府里的怪物机器知道你的一切,既包括你住的旅店,又包括你的存款。不过,通过给予个体曾经只属于公司的计算能力,我们正尝试平衡权力。”1990年代时,伴随“骇客、“极客”文化一时风行,《网络独立宣言》等文字,一度令整个硅谷陷入狂热。今日,尤其是2018、2019年连桩隐私丑闻以后,“保护你的隐私”,再次成为各大数字企业的宣传关键字。一以贯之,流行文化反复呢喃:巨头以技术颠覆世界,并在权力面前保护个体。


另一张脸则要“阴森”许多。与互联网一样:搜索引擎这一催生巨头的技术,诞生在包含监控与情报收集目的的“数字图书馆”项目羽翼下。初创不久,“911”事件发生时,创始人的第一反应,即是翻找近期搜索记录与日志,以协助确定袭击者身份与位置。同一时期,知名学者Hoofnagel已指出:商业用途的用户画像,军事用途的用户画像,二者间的所谓明确界限,更多是种幻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巨头致力于隐瞒实践中的数据收集与处理:反复对媒体施压,将隐私协议写得晦涩不明,成立“作战室“以扑灭保护隐私的立法尝试,等等。同时,自1990年代末至今,巨头与军事、情报机关间屡有合作、时受资助。依原作者笔触:”棱镜门“所揭露的事实,与其说是孤立丑闻,不如说是对绵延二十余年的友好关系的“一瞥”。


以上,即使互联网真有本来面目,我们也很难分清:哪一张是“素颜”,哪一张是“面具”。对此,作者的答案颇为直接:“监控”与“预测”,不仅是少数巨头商业模式的内核,也可能已成为整个互联网的核心。此处,作者描述,仍停留在用户以数据换服务的层面。不过,当前研究进展,已远远超出这一层面。以TheAgeofSurveillanceCapitalism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开始质问:既然用户画像能够赚钱,手头画像的“分辨率”又已如此之高,那么,借助社会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引导”、“助推”甚至“控制”用户的行为,岂不是可以令利润更加丰厚、也更有保障?当然,考虑这些进步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原书的判断。


不过,如果“阴森”一面确系互联网的(部分)真颜,巨头数十年间对隐私的断续倡导,又该如何解释呢?比如,“棱镜门”后,各巨头尽皆强调:提供个人信息纯属法律要求,既无一揽子共享,也没有系统性的后门;实际上,即使面临如此舆论危机,巨头似乎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卫士”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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