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人格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与酒精及物质使用、长期失业、预期寿命降低等密切相关。然而，全球疾病负担却未将其列入内，可能原因是人格障碍共病率高，很难辨别其是否独立地对个体健康造成影响。

目前，有关人格障碍长期转归的认识基本来自于对临床人群的研究。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人格障碍相关的疾病负担，英国Bristol大学的Moran P等对以人群为基础的青年人群样本进行了纵向队列研究，旨在了解人格障碍对长期心理健康与社会后果的影响。
研究人员对澳大利亚Victoria州以人群为基础的未经治疗青年个体进行了10波队列研究，时间跨度为1992年8月20日—2014年3月3日。招募时样本处于青春期，最终分析数据来自于第8波（参与者年龄24-25岁）及第10波（参与者年龄34-35岁）调查。受试者在24岁时，接受半结构化、基于信息的访谈以评估人格障碍的存在及严重度；35岁时，对受试者评估以下结局：重性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吸烟及饮酒、非法物质使用、分居或离婚、目前无亲密关系、目前未就业、领取政府补助。研究者采用多重插补法纠正了随机数据缺失带来的潜在偏倚，插补后受试样本总量为1,635。

主要结果

24岁时

第8波调查中（即24岁时），75%（1,145/1,520）受试参加了人格障碍调查。人格障碍的严重度被划分为5个等级：

0：无人格失调；

1：人格困难（符合一种人格障碍的诊断条目但低于诊断阈值）；

2：单一人格障碍（符合DSM一种人格障碍诊断标准）；

3：复杂人格障碍（符合DSM两种及以上人格障碍诊断，分属两种及以上人格障碍类群）；

4：严重人格障碍（符合DSM两种及以上人格障碍诊断，分属两种及以上类群，且包括反社会性人格障碍）。

27%的个体（305/1,145）存在人格困难或人格障碍；复杂及严重人格障碍与以下特征存在关联：未取得学位或职业资格（复杂及严重人格障碍vs. 无人格失调：aOR=1.76，95%CI=1.11-2.76），领取福利（2.52，1.33-4.78），存在常见精神障碍（1.77，1.08-2.90），吸烟（2.01，1.29-3.14）。

35岁时

▲  24岁时存在复杂及严重人格障碍与35岁时的以下结局显著相关：无亲密关系（aOR=2.05，95%CI=1.21-3.45），焦虑障碍（2.27，1.2-4.28），重性抑郁障碍（2.23，1.24-4.01）。

“医生告诉我太焦虑时应该怎么办，而且他还找到了适合我的药物，真希望能更早遇见他。”路易斯现在已经幸福地结婚了，而且打算要一个小孩。不过，谈话疗法的病例很难找到。据精神健康基金会最近的研究表明，近3/4的医生给患者开了药物，因为无法进行谈话治疗。实际上，路易丝必须承担治疗费用。她说：“如果你没有那份钱，那么前景就会非常渺茫”。

三年前，英国政府宣布支出1.73亿英镑，训练一支由3600人构成的治疗师队伍。到2011年的时候，这些治疗师就能够遍布全英国，为受抑郁和焦虑折磨的病人提供治疗。领导该方案的大卫·克拉克教授对达到这一目标很乐观，他说：“到2011年的时候，所有治疗师就会到位，而且我们在未来三年内向另外90万名患者提供治疗”。

虽然英国政府宣布明年投资7000万英镑提供更多的治疗师和中心，但还未制定详细方案。对于克莱尔布言，她很明白这种供应的重要性。她说：“如果从一开始我就能够见到治疗师，那么所有的事情也许就会不一样。有人可能会发现我的症状并不是抑郁症的表现”。“许多人说他们受益于抗抑郁剂，但当患者说他们服药后很难受时，医生需要表现的更加负责。增加药物使用量并非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