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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盾:《音药与音乐·乐药的未来与思考》
新闻来源:    点击数:49    更新时间:2019-08-30 12:18:01    收藏此页

几天前,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卧虎藏龙——谭盾与中央民族乐团音乐会”上,谭盾的指挥棒不只面向乐团,还转向观众。在第一曲《风与鸟》演奏之前,谭盾邀请演奏家和观众用手机扫描一个二维码,获取一段“鸟鸣”音频,并将手机音量调至最大。然后指挥观众播放手机音频与乐团互动。灯光关闭,几百个手机屏幕变身黑夜中的点点星光,音乐厅瞬间成“鸟林”,一部活色生香的“手机交响乐”诞生了。这不是谭盾的第一次创新。2001年,他因创作电影《卧虎藏龙》音乐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在这部使其声名远播的电影中,他让马友友将大提琴拉出了二胡的声音。7月18日—29日,国家大剧院拉开“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大幕。为这场全球古典音乐盛宴热身,自然少不了长年游走于东西方文化的谭盾。在一场“艺术沙龙”上,谭盾一身黑衣白裤亮相,不知是否想表达阴阳太极。借着世界杯的热度,他聊起小时候被学校的足球队和乐队都看中了。但老师对他父母说:你们的儿子不要再踢足球了,他是为音乐而生的。“结果,我没踢成球。后来,我发现,交响乐队的小提琴、大提琴,不就是足球队里的中锋、前锋吗?”谭盾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交响乐团跟体育团队真的是一种人类现象,不只是竞争,更多的是人类文化的分享。”


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语言


环球时报:您参与过多部电影音乐的制作。音乐对于电影和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


谭盾:音乐在电影里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所谓“字幕语言”。讲故事的时候,有的地方语言不一定能讲清楚,这时要特别借助于音乐。比如,《卧虎藏龙》里,李慕白(周润发饰)实际上喜欢玉娇龙(章子怡饰),玉娇龙也喜欢他,但中间较着劲儿,两个人针锋相对。导演李安就对我说:“你可不可以用音乐告诉观众,他们两个人相爱了,但我不能说,我说了人家会恨死我的。”有意思吧?音乐,就是形断意不断。所以,我觉得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语言。英国披头士乐队哪首歌流传最广?就是《Hey Jude》。2012伦敦奥运会就用它做了开幕曲。当年约翰·列侬与小野洋子结婚后,约翰·列侬和前妻的5岁儿子得了忧郁症。为了救这个孩子,乐队全员出动写了这首歌。没想到,一个给孩子的歌却让全世界听上了瘾。今年正好是这首歌创作50周年。所以,无论我们做这样的音乐创举或那样的原创,音乐还是一定要回归情感的描述。


环球时报:据说,中国的音乐学院对于二胡等民族乐器的教学手段偏向于西方,这是否会导致民乐传统的丢失?


谭盾:我当初留学时,父亲对我说,不要老讲英文,英文讲多了什么都忘了。我说,如果把中国老祖宗的东西传到全世界,我英文不讲好怎么传?其实,艺术门类里有很多东西,东西方可以互相借鉴。比如,无论跳民族舞还是爵士舞,上来都是先学芭蕾的训练方法,这是一种科学的身体展示。西方的现代美术也经常用中国“大象无形”的理念。科学跟艺术是一对孪生姐妹。刘天华之所以成为刘天华,就是因为他把很多小提琴技术改成二胡技术,使二胡有了崭新的生命。民族音乐也可以有不同的训练方式,我觉得这不是问题。最重要的还是看个人理解和个人目标。越多元化的学习,越能成就个性化发展。小孩的教育一定要多元,我们对小孩的教育最重要的一条是给他选择,而不是教他怎么做。天才是怎么出来的?全是自我的选择。


越古老的东西越要用新东西去带动


环球时报: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如何创新才是对的?


谭盾:真正的创新要在最大的平台上做,比如教育、新理念或体系的创立、新市场的开拓,至少这三个层面都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一定离不开一个更加广阔的、对于真正新意的理解。越古老的东西可能越要用新的东西去带动它。越原始的、传统的、根基舍不得的东西,越要用科技的东西去拥抱它。当科技拥抱传统的时候,未来就会产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新”也有“心”的意思,内心的“心”和崭新的“新”,这两个东西要连在一起。


环球时报:您在音乐实践上做过不少创新,但有人认为您的音乐“观念大于内容”。您对这种争议怎么看?


谭盾:我的观念的实行,永远是要用最最美丽的旋律和最最动听的音乐去承载。你要让平台说话,因为自己有时也会有一些困扰。比如,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的节奏太强?这些从来不听节奏的人,一定会觉得你节奏性太强。还有人会不会觉得你的旋律要有更多民歌?也许他听的器乐不够,而且我们也不一定做民歌,可以把民歌演化成交响乐,不就像贝多芬把德国民歌演化成《欢乐颂》一样吗?我觉得一方面要执着,坚持自己的信念。另一方面,有时听听不同声音也蛮好的,虽然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对的,但你可以从不同的方向看到自己。不过,有一点我很自信,就是我自己认定的方向、观念,我会一直走下去。而且,我觉得艺术就是要观念取胜,要有大的格局。


中国音乐市场一定是未来希望


环球时报:根据您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中国音乐如何才能“走出去”?


谭盾:我觉得“中国音乐走出去”,一是要进入西方市场,二要进入西方的教育体系,三是要让西方的东西进来。文化不交流就不能普及,也不能进入别的国家。之所以“丝绸之路”有意思,“一带一路”伟大,就是因为可以做到你进来,我出去,一定要交流才可能兴旺自己。但是,为什么有的东西普及不了,去不了外国?而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前的东西如禅宗思想、阴阳太极,在外国就那么兴旺?因为它们有一种共通的哲学能量。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虽然是你创造的,但有人类的共通性,让其他民族的人也觉得它是驱动力,就很容易进入西方的教育体系。


环球时报:在西方,古典音乐爱好者大都是老人,很多小孩都不学钢琴了。而在中国,古典音乐的观众群体普遍年轻。“歌剧之王”多明戈曾表示,中国有可能拯救古典音乐市场。您如何看中国音乐市场的未来?


谭盾:这个关注很有意思,你说的情况也是对的。中国到底是不是未来音乐的市场?我觉得是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声音。中国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民族。中国人可以听雪,这是什么情怀?中国人说“大音希声”,在国外索性我就直接这么翻译:最宏大的声音只能在安静中听到。他们觉得很伟大。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在于,心里的世界非常大,可以装很多东西。禅就是自己对自己说,就像打高尔夫自己跟自己比一样。作为中国作曲家,我觉得西方的世界音乐史写得不公平,都是西方几百年那一套。为什么不写中国的、东方的?两百多年前,巴赫发明了十二平均律。而早在2400年前,中国的编钟就已经有十二音了。一千多年前,敦煌壁画上的乐队已经上千人了。西方的古典音乐是用和弦和乐音的物理组合创造出流畅、紧张、舒缓。中国的音乐在空气里、水里、诗歌里,中国音乐是信天游,是敦煌,是儒释道,是一种有机体系。中国音乐是一人一琴一天地。一把古琴就是一个千人乐队。所以,我觉得中国音乐市场一定是未来的希望。


从目前中国音乐教育的规模看,非常了不起。但也有一个现象令我非常担忧,中国的大学越建越多,真正的教授越来越少。如果我做一个称职的教授,一定要让我们的心灵获得自由。只有在最放松的状态,才可以让想象力乘着音乐的翅膀自由飞翔。另外,中国的音乐会很多,但我们的原创歌剧、原创交响乐有几个是可以让世界管弦乐团作为21世纪中国学派的代表作来演奏的?我一直想把中国古典音乐学派立起来,但这不是容易的事。音乐最难突破的是在作曲风格、指挥风格、诠释风格上。此外,成就一个音乐大国,要开多少音乐学院、多少音乐厅?需要多少家庭的投入?家庭和国家的教育要重新整合,还涉及到对中国哲学基础的研究以及中国音乐家的拓展。其实,这是一个民族的事。再过一百年,如果古典音乐还没有中国学派,如果世界音乐史还没有谈中国音乐的美学,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家来说,是非常耻辱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用毕生的精力去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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